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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山:文学还能走进公共记忆吗_北京知青网

时间:2019-01-03 04:07来源:中国日报网 作者:唐山 点击:
从《子夜》到《青春之歌》,从《红旗谱》到《平凡的世界》,作家们无不带着神圣使命在写作,由此形成一系列公共记忆。“为什么2000年后有公共记忆的文学作品越来越少?”每到岁末,各种文学奖纷纷进入热评阶段,“文学共识破裂”就会成为焦点话题。

 


 

       二月河成了“文学泰斗”,莫言获诺奖,反遭辱骂;李泽厚随手写几句悼念金庸的话,被网友们称为“蹭热点”“小心眼”;明星马思纯将抄来的语录安在了张爱玲的头上……

       任何时代都会出现有辱斯文的笑话,但当它们反复出现,甚至已到习以为常的地步,就应警惕:千万别落入“众愚时代”。

       “为什么2000年后有公共记忆的文学作品越来越少?”每到岁末,各种文学奖纷纷进入热评阶段,“文学共识破裂”就会成为焦点话题。

 

       该话题植根在两个基础上:

       首先,文学应建构公共记忆。

       其次,公共记忆是评价文学的重要标尺。

       国人对这两个基础的盲信源于德国浪漫主义,它通过虚构“文学英雄”,赋予写作者以改变社会、引领人民的任务。通过俄罗斯文学的成功实践,这一虚构在中国被广泛接受。

       从《子夜》到《青春之歌》,从《红旗谱》到《平凡的世界》,作家们无不带着神圣使命在写作,由此形成一系列公共记忆。

       上世纪90年代起,这一公共记忆生产体系开始遭遇巨大冲击,1993年至1994年,“人文精神大讨论”席卷知识界,可视为对此冲击的回应。

       随着互联网技术发展,本世纪初,人文精神与世俗生活剥离已成既定事实,严肃文学逐渐小众化、边缘化。


 

 

 

严肃文学与通俗文学本来就不一样

 

      “严肃文学和通俗文学有什么区别?在我看来,它们完全一样。”越来越多中国作家如是说。其背后隐藏着三重目的:首先,秀平民立场;其次,拒绝承担责任;其三,将作品中讨好读者的部分合法化。

       文学真的没有严肃和通俗的区别吗?

       可参看诺贝尔文学奖的授奖标准。诺贝尔本人在遗嘱中表示,该奖只授予“最近一年来”,“在文学方面创作出具有理想倾向的最佳作品的人”。

       遗嘱在执行中有修改,但“理想倾向”始终是核心原则。这可以解释,为什么托尔斯泰、博尔赫斯、米兰·昆德拉、格林等作家未能获奖。

       可以质疑“理想倾向”这个标准是否太模糊,也可以质疑诺奖为何屡屡错过大师,更可以质疑一些平庸作家为何获奖……但不能质疑的是:诺奖只面向严肃文学,它从没考虑过阿加莎·克里斯蒂、阿西莫夫、金庸等。

 


 

       很难为严肃文学与通俗文学找画一条分界线,一般认为(此处参考黄永林先生的《精英文学与通俗文学的分野》):

       首先,严肃文学强调绝对理性,通俗文学追求世俗理性。

       其次,严肃文学崇尚永恒价值,通俗文学完全为市场服务。

       其三,严肃文学重视社会作用,通俗文学重视娱乐功能。

       其四,严肃文学重视创新,通俗文学重视传统。

       严肃文学是“戴着镣铐跳舞”,它不能偏离启蒙立场、理想主义、人道主义等,总以批判现实、悲悯情怀的面目出现,作家必先虚拟一个高于自我的存在,以绝对真诚的态度侍奉之,其写作方能成功。

       相比之下,通俗文学关注市场机会,嗅觉更灵敏的作家会更成功。

 

严肃文学的价值在于创造了“文学共和国”

 

       确实,通俗文学中也传递了积极的价值观,但多是贴片式的,不出“靠猎奇吸引读者,靠情怀留住读者”的经营策略,依然“卖”字当头。不应鄙薄通俗文学的价值,但它确实无法为人的精神生活提供足够养分,无法建成一个“文学共和国”。所谓“文学共和国”,指不同民族的人可在同一本小说中获得相同的感受、得到同样的提升,读者因此超越尘世,生活在小说引发的乌托邦中。正如美国学者威尔逊所说,严肃小说总是“要求其欣赏者想象的参与,要求一种感受力光谱上深刻而机敏的反应”。

       通俗小说也会形成一个个“圈子”,比如金庸迷、克里斯蒂迷,他们对相关作品高度熟悉,随时能说出其背后的知识点,甚至会对情节进行合理改写、颠覆性阐释,但这些小说不能彻底解决读者的精神危机,无法充分赋予怀疑、内省、反思等能力。粉丝们通过冗余信息生产,只能满足炫耀的需求。

       所有小说都召唤读者在其中扮演一个角色,如果读者只是得到愉悦,等于白读,唯有获得真正意义上的精神生活,才算探到宝藏,这就是所谓的“金线”。

       只有进入“文学共和国”,才可能形成文学共识,当严肃文学不振时,文学共识就会崩溃。

 

许多人失去了对现代文学的判断力

 

       中国本有漫长的严肃文学传统,以体系完备、规则繁琐著称,后期渐失去活力,沦为少数读书人的玩具。在亡国灭种的压力下,不得不舶入一个新的严肃文学传统。

       舶入的传统与本土实际生活存在巨大落差。

       一方面,多数国人尚未养成对象化的思维习惯,无法虚拟一个高于现实的神,时时接受它的监管。我们更愿接受良知、不忍之心等具体、生活化的原则指导,因为操控权在自己手中,可灵活掌握。没有对象化思维,就很难将自我从背景中剥离出来,即使短时期剥离出来,也无法承受由此带来的、巨大的孤独感,很快又会找到一个“伟大目标”,将自我主动投入其中,以假装获得了生命的意义。缺乏精神生活的习惯,则舶入的传统很难扎下根。

       另一方面,自有的文学传统被取缔,几千年延续下来的标准,如“文笔好”“文以载道”等,被统统取缔。

 


 

       在白话文的语境中,什么才算“文笔好”呢?由此走上了一条奇怪的道路:韵律化。即在行文中通过操作词汇,设置一个个韵律暗礁,使文章更符合朗读的需要,而朗读本身就是剧场化、情境化的,与“文学共和国”所提倡的自我挣脱正相反。这使许多读者不知道该如何去评判现代文学。

       严肃文学标准的模糊,使它难以承担起相应的社会责任。从“小说革命”到今天,严肃文学的标准从不是文化精英单独确立的,都依靠了政治的介入,则确立后的标准,必须融入政治的偏好。

 

“呼唤人文精神”为何渐行渐远

 

       标准确立之难,决定了严肃文学的天花板。

       确实,一些严肃文学作品形成了公共记忆,但这些公共记忆能维持多久,仍待检验。从文学角度看,这些作品难称完美:《子夜》有“半本小说加半本政治经济学”之弊;《平凡的世界》中大量“鸡汤式”评论,破坏了作品的完整性;“伤痕文学”“改革文学”多有人物不真实,情节雷同的缺陷。此外,许多“经典之作”模仿了外国小说,使其很难沉淀为传统,也难得到尊重。

       上世纪90年代,消费主义抬头,赋予普通人更多的话语权。对此,知识精英希望用“呼唤人文精神”留住读者,但该口号过于苍白。普通读者追捧消费主义,绝不是缺乏“人文精神”,而是对传统精英的生产机制不满,不解决这一本质问题,反而对普通读者进行缺席审判,自然是缘木求鱼。

       “呼唤人文精神”注定失败,因为诸多文化精英主动背叛了它。

 


 

       从上世纪90年代起,涌现出越来越多的“明星学者”,他们弘扬文化、普及知识,但事实上,在公共场合,他们均放弃了精英立场,绝口不谈终极关怀,不再充当批评者,而是主动娱乐大众。他们深知学术边界,但却刻意设置正反两方,通过渲染对立,营造戏剧效果。反而成为传播野蛮思维、简单思维的重要力量。

 

别让严肃文学成新八股文

 

       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到今天,精英文化每况愈下,引领社会舆论的能力大大弱化,在网络意见的博弈中,经常处于下风,进一步强化了“愚蠢的精英,智慧的大众”的刻板印象。而这一刻板印象在过去百余年曾多次占据主流,甚至一度发展为“知识越多越反动”等极端民粹主义的表达。

       精英文化弱势,让越来越多的作家产生了“伪平民立场”,他们利用后现代主义理论,对传统进行彻底解构,将一切严肃文学都斥为“装”,可在创作实践上,却退回到故事会、写段子的水准。

       换言之,文学失去公共记忆只是表象,实质是值得公共记忆的作品越来越少。

       在大众文化挤压下,文化精英结成一个个小圈子,彼此吹捧,不仅远离时代的真问题,技术上也日渐封闭,成为新八股文——圈内人能精准说出哪篇小说属于“魔幻现实主义”,这一段来自马尔克斯,那一段让人想到卡佛……这种失去趣味的套路对练,意义何在?

        不否认,精英写作的技术要求更复杂,以与普通写作有别。但它不应成为僵化的美学标准。从文学史上看,过于复杂的技术往往是精神苍白的产物,越是封闭、狭隘,技术就越华丽、庞杂。

 

“现代教养”的短板亟待弥补

 

        1938年,反对侵华战争的日本岩波书店创始人岩波茂雄曾反思:日本文化受惠于中国甚多,为何如此忘恩负义?岩波茂雄认为,经过明治维新,日本人的文化水平大大提高,但没形成“现代教养”,而缺乏“现代教养”,知识再多也没用。现代教育的偏差在于,它给普通人以更多的知识,但这些知识不完备、不全面,只偏重专业技能,缺乏人文思考。岩波书店因此推出岩波文库,请日本各专业最优秀的学者给普通读者写书,传达正确的知识,帮助他们形成“现代教养”。

 


 

       上世纪40年代,美国教育也出现了类似问题。为此,著名教育家哈钦斯等人力推“名著阅读计划”,初期遭广泛质疑。20年后,越来越多美国学校接受了“名著阅读计划”。又过了30年,1992年,美国教育部正式将“青少年名著阅读计划”列入教学大纲,可哈钦斯没能等到这一天,他1977年便去世了。统计表明,如今美国小学一年级学生年均读书量为47本,小学二年级学生年均读书量高达60本。

       今天有多少中国大学者愿意给普通读者写书呢?中国小学生的年阅读量又是多少?也许,抱怨有公共记忆的文学作品太少,不如先去做基础工作。

 

(责任编辑:东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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