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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忘1977年高考_北京知青网

时间:2018-12-12 21:01来源:网络文摘 作者:祁玉江 点击:
1977年,国家恢复了中断10年之久的高考。这对于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或高中毕业直接回乡参加集体劳动的广大知识青年来说,犹如喜从天降!就在这年12月9日,我和众多报名应试的考生一样,鼓足勇气,与“命运”之神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角逐。

 


 

       “文革”后的1977年,国家恢复了中断10年之久的高考。这对于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或高中毕业直接回乡参加集体劳动的广大知识青年来说,犹如喜从天降,该是多么大的欣慰和鼓舞呀!就在这年12月9日,我和众多报名应试的考生一样,怀着一颗忐忑不安、难以言状的复杂心情,稀里糊涂地踏进考场,如同下了赌注一般,鼓足勇气,与“命运”之神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角逐。

 


 

       那时,1975年冬毕业的我已回村有两个年头了,年方20虚龄。回顾自己的学习生涯,正好是在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中度过的,加之偏远落后的山乡,教育教学条件本来就很差,可想而知,能学到多少知识?那真正是先天不足啊!好在初中两年半还算打了点基础,成为我日后炫耀的一点资本。

       高中毕业回到村上后,我全身心地投入到火热的生产当中,一心一意地跟着高队长和那些生产经验丰富的老农们,起早贪黑,一天都不敢怠慢地拼命干活,送粪、掏地、打坝、修田……什么活儿都干!同时还兼任着生产队的会计和大队的民兵连长。大队党支部和公社党委,看我劳动表现不错,人也年轻精干,很快就纳新我为中共党员,并将我作为未来的大队党支部书记精心培养。后来大队成立了“带帽”初中,急需老师。我们高七四、高七五、高七六高中毕业的4名回村青年,被紧急转行为民办教师,连同原先小学任教的3名老教师,一同担负起了全大队教学育人工作。待遇除了日挣8分外,公社每学期还补助60元。就当时来讲,对于没有任何背景的农家子弟,能够谋到这样一份清闲、舒适、能走轻路、不要受苦受累的工作,的确是“烧了高香”,或者说是祖宗积了阴德,已经满足的不能再满足了。对此,父母高兴,一家人高兴,我更高兴!当然,也曾引来不少人的嫉妒和羡慕!至于日后靠招工、招干或者推荐上大学走出大山,那真是黄粱美梦,痴心妄想!不,甚至连想都不敢想啊!管球它呢,走一步看一步,舒坦一天算一天吧!就这样,在民办教师这个“惹人显眼”的岗位上,我不多不少地干了一年半。

 


 

       恢复高考的惊天喜讯传遍了神州大地,也传到了我们山乡的高新庄“带帽”中学。我的3位同事,凭借学习相对较好的优势,几乎高兴地要跳起来,走起路来轻飘飘的,又是购买复习资料,又是不分昼夜地温习功课,有的甚至返回了母校,参加了备考的补习班,踌躇满志,大有先声夺人、成竹在胸、十拿九稳之势!就连那位没有上过高中、自认为自己功底还不错的初中生校长,也不甘示弱,跃跃欲试,迅速加入到紧张的备考行列,憋着气,鼓足劲,决心一决雌雄!至于我,说不想应试或者不想中举,那是假话。但是,一想到自己没有学下多少东西,竞争又那么激烈,早已心灰意冷,失去信心!所以,压根就没怎么复习,没有抱太大的希望!可是,迫于同事、家庭、老师和社会的压力,心慌意乱的我,还是报了名,懒洋洋地打开尘封两年的高中课本,装模作样、掩耳盗铃地翻看起来。但究竟翻看了什么书籍,翻看了多少,效果如何,鬼才知道!就这样,我在惶恐不安、一日三秋中,好不容易熬过了一个多月。至于,“带帽”中学的教学秩序,基本处于瘫痪或半瘫痪状态。唉,在决定自己前途命运的关键时刻,一颗原本平静的心,就像风平浪静的一泓清水投入一块石子一样,即刻便溅起朵朵浪花,掀起阵阵涟漪,早已浮躁不安,哪还有什么心思去专心致志地搞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呢?

       高考的时间终于来到了。全国高考的时间大都定在12月10日至12日,陕西为12月9日至10日。我们子长县的考场分设在县城瓦窑堡好几所学校。头天早晨,我们涧峪岔公社高新庄大队应试的5名民办教师,匆匆吃了早饭后,各自就近赶往县城去了。

       从我家到子长瓦窑堡县城,走大路要120华里,抄小路也得90华里。还没太出过远门、囊中羞涩的20岁的我,怀揣着我的大姐凑给我的5元人民币,拉了一根柴棍,抄小路,向应试的目的地赶去。

 


 

       年少时的我向来胆小,最害怕坟墓和狗。可“屋漏偏逢连阴雨”,一路上,需要过往的村庄,必定能碰到坟墓与狗。每每看到前面隆起的一座新墓,黄土墓冢上插着五颜六色的引魂幡,在劲风的吹拂下,摇曳飘动,哗哗作响,一下子就令我毛骨悚然、望而却步。此时的我,只能避开那胆寒的引魂幡,不得不舍近求远,从坟墓背后绕行而过。刚刚庆幸自己终于避开了那座该死的墓冢,可冷不防村道上又横卧着一条硕大的白狗,似乎在专门等我,又似乎不像。我的心猛地一缩,握紧柴棍,偷偷向那可憎的狗瞟了一眼,只见它将身子圈成半圆形,不知是冬天冷冻,还是饥饿乏困,将脑袋死死插埋在腹下,一动也不动。是迎面而过,还是再行绕道?分明成了摆在我面前的一个难以抉择的问题。奋不顾身、迎难而上、舍远求近、一闪而过,当然是最佳不过的选择了,可问题是,一旦惊醒了狗,被那恶狗咬伤,不仅误了考试,万一再得了狂犬病会危及生命的;像躲避坟墓一样,再舍近求远,绕道而行,可这又不是一次、两次,一路上不知将要遇到多少坟墓和恶狗呀!如果每遇坟墓就避,凡逢恶狗就躲,那要耗费多少时间!况且,冬天的日子又较短,不到下午6点天就拉下了黑幕。倘若不抓紧时间行走,弄不好赶天黑都到达不了县城。这样一来,说不定报名应试将会前功尽弃、变为泡影。“不能!决不能!”想到这里,我狠下心,豁出去了,不知从哪里来的勇气和力量,抡起烂柴棍,怒吼着,风驰电掣般地像那条“好狗不挡道”、而且睡得正酣的恶狗冲去。奇迹终于出现了。睡梦中的这条狗,被我这位“半路杀出个程咬金”吓得不知所措,猛地从地上爬起来,猫着腰,夹着尾巴,连嚎带叫地落荒而逃。等它反映过来、再来追赶我时,我已经飞奔过好大一截子路了。它见我在前面拼命地跑,以为我害怕它了,便箭一般向我扑来。我回过身,从地上抓起一块土疙瘩,向它狠狠地砸去,它复又掉转头,嚎叫着,狼狈而逃。就这样,反反复复、打打闹闹了几个回合,那恶狗最终败下阵来,不得不铩羽而归。

       一路上,我不知道翻越了多少座山、趟过了多少条河、遇到过多少座坟墓和多少条恶狗,忍饥受寒,心惊胆战,终于赶天黑前赶到了县城,在一个车站附近的食堂简单地买的吃了点饭,便住进了周边的工农兵旅社。

 


 

祁玉江年轻时照片

 

       然而,令我料想不到的是,这个旅社住的人很多。一打问,绝大部分是应试的考生,其中有认识的,也有不认识的。临近考试了,不少人还在拿着书本,借着通铺窑洞里的微弱灯光,默不作声,不是暗暗地背诵着政治,就是拿着本子演算着数学题,有的甚至还相互小声地猜测着作文题目,大有通宵达旦、最后冲刺的劲头。而我呢?早已累得直不起腰来,上眼皮和下眼皮不停地打架。“麻烦死了!”我自言自语着:“管它三七二十一!”倒头便睡了,不一会儿就进入了梦乡。

       一阵七嘴八舌、夹杂着急促的脚步声、嘈杂声将我吵醒。我睁眼一看,天色已经大亮!我惊骇地一骨碌从床上爬起来,胡乱地擦了一把脸,连早饭都没顾上吃,就急急忙忙地向考场走去。我想,既然应试来了,就宁可早去,也决不拖拉迟到!

       隐约记得我所在的考场设在县城西北头的齐家湾学校。来到考场之前,我总以为自己必定是第一个到场。可万万没有想到,比我提前赶到考场的大有人在!考场教室外站了黑压压一群人,正在焦急地等待着开考。我悄悄地走进人群中,不由自主地扫视了一遍,结果发现大都是生面孔,本乡田地的人很少。我这才明白,原来为了防止考生舞弊,体现高考的严肃性,组织者有意将全县考生打乱,相互穿插开来,避免了诸如照抄、偷看、递纸条、对答案等乌七八糟的事情发生。

 


 

       在大伙翘首以盼中,应试的预备铃声终于敲响了,所有考生提前15分钟进入考场,对号入座。两位监考老师板着面孔,在教室里来来回回地核对着考生的准考证和贴在桌面左上角的编号,以及本人和准考证上的相片是否相符。待正式考试时间一到,两位监考老师,站在讲台上,当着众位考生的面,打开密封的试题,在确认没有漏题的情况下,将试卷一一分发到所有考生手中,并配发了两张16开白粉连纸,言明如果试卷上写不完答案,可以续写在白纸上;此外,白纸还可作为答题或演算的草稿纸。倘若纸不够用了,还可以举手向监考老师再要;试题答完后,要将试卷和草稿纸一同叠折在一起,交给监考老师,然后才能走出教室;并且不能在考场周围滞留,更不准大声喧哗吵闹或者议论和校对答案,以防教室里还未交卷的考生听见。像这样严肃的考试场面,在我的大半生中,仅仅有过这么一次!

       因为我们这次高考是国家恢复高考后所组织的首次全国统考,各方面的制度还没有真正建立健全,所以,试题由各省、市、自治区自拟,所考的科目也不大一样。陕西考大学的课目是语政(包括史地)、数学、理化三门;考中专的只有语政和数学两门。印象中,好像考大学的语政和数学的试题与考中专的试题是一样的。说实话,就我本人而言,在这之前,我对高考什么都不懂,甚至连基本概念都搞不清楚。因为在我看来,书念到了高中毕业就算念到了尽头,之后就要回村,上好“农业大学”这一课,规规矩矩、认认真真地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要改变人生命运,比如要上工农兵大学或被招工招干,那是要看政治和劳动表现的。只有各方面条件十分突出,再加有一定社会背景和人脉关系,才能在千挑万选中,得以实现!像我们这些偏远山乡穷苦人家的孩子,岂敢有这样的非分之想呢?一句话,比登天还难呐!

 


 

       感谢我敬爱的高中时的班主任兼语文老师何希哲老先生,这位1961年9月陕西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学系毕业的关中地区富平籍高材生,毕业后分配来偏远落后的子长县任教20余年。其中在出了名的更为偏远、更为落后、更为贫困、更为苦焦的“三岔”地区之一的涧峪岔中学任教就达整整10个年头。1974年至1975年,我在涧峪岔中学读高中时,何先生正是我的语文兼班主任老师!我在文学上能够有今天,与他的直接培养教育是分不开的。

 


 

       还有让我永远尊敬和爱戴的老校长袁国祥、数学老师魏振金、理化老师林冰,以及虽然未曾给我代过课、但同样关心呵护着我的杨步升、沈占平、曹清义、方玉林、郭永高等一批德才兼备的好老师,他们视我们这些孩子如同自己的子女,传道授业,诲人不倦,将全部的爱心和知识,毫无保留地奉献给我们,为贫困山区教育事业的发展付出了毕生的精力,换得了桃李满天下。何希哲老师在高考前两天,将我召回母校,根据我的家庭、学习和高考的难易程度,给我指明了报考的方向,这就是让我不要好高骛远,坚持从实际出发,选择竞争相对不强的中专,振作精神,一鼓作气,努力实现既定目标。为此,他还参谋和帮助我填写了报考志愿书,即第一志愿是陕西茂林农机学校;第二是延安师范。有了方向和目标,我的心里自然较先前坦然和踏实了许多,胆子也似乎大了一些。“去球吧!考上更好,考不上拉倒算了,受苦也是一茬人哩!”

 


 

       我们中专考试用了两个半天。头天上午考的是数学,次日上午考的是语政。在何老师的鼓舞下,尽管自己给自己打了气,做好了最坏的思想准备,但当我拿到监考老师分发的数学试卷时,还是紧张的不得了,心砰砰直跳,浑身不由自主地颤抖着。匆匆领略了一下试卷后,我简直惊呆了:“天哪,整个试题份量很重,难度特大!”粗略估计了一下,除了开头几道“四则运算”题还能有把握演算出外,其它试题根本没有多大把握,其中有的试题连见都未见过。面对这样的试卷,我怎么能够计算和答好呢?看到别的考生埋着头,唰唰唰地计算或者回答着试题,我一下子乱了阵脚,心跳的愈发加快,身抖的更加厉害,额头和手心不停地冒汗,两眼模糊的连试题都看不清楚,至于用来计算和回答试题的钢笔,因右手不停地发抖和出汗,连握都握不住,写起来十分艰难。“这种精神状态怎么能考好呢?”我只好放下手中的笔,抬起头,稍稍稳了稳神,心想,这次肯定是考不上了,既然是这样,还害怕什么?就权当是一次熟悉锻炼和积累经验的过程,以后还有机会应试,届时再卯足劲不迟!想到这里,心神便慢慢安定下来,很快投入到紧张的“战斗”中。当然必须要打破试题的顺序,本着先易后难的原则,先从最简单的“四则运算”题开始做起,尽管计算题在试卷总分中占比很少,但是不做这些题再做哪些?只要用心计算,题做对了,还能得一二十分,做总比不做强啊!就这,我用了很长一段时间,才将几道计算题做完,其中还做错了一道题。因为得数居然不是整数,而是四舍五入数。凭我当民教的经验,考试题出现这样的计算结果,是很少有的,这明显计算错了。如果回过头来再重新演算一遍,又得花费好几分钟时间!这样,后面的试题就来不及做了,总分肯定不会高。就这样,我只好“丢卒保帅”,抓紧继续往下做题。记忆中,又勉强做了几道半生不熟的试题,还不知做对了没有,教室里就响起了考试结束的铃声。我极不情愿地从凳子上站了起来,胡乱地整理了一下试卷,灰溜溜地就交给了监考老师,然后蔫头耷耳地走出考场。这时,其他考生们也陆续地从考场里走出来了,个个唉声叹气,大声嚷着试题太难了,声称没有考好!而我呢?更是面红耳赤,羞愧难当,赖得连议论和相互核对答案都没有参与,很快便逃之夭夭了。

 


 

       我不知中午和整个下午及其晚上是怎么度过的。第二天上午参加语政(即语文和政治)方面的应试。这一场考试对我来讲,比其他考生要略占优势。因为我上学期间,一直嗜好文科,语文、政治、历史、地理,乃至自然和社会科学,相对比别的同学学的要好 一些,懂得也多 一些,加上记忆力又好,自认为一般考生是很难赶上或超越我的。至于作文就更不在话下了,“乡下的月亮”、“矮子里边选将军”,我虽谈不上写得最好,但最起码心中不怯,并且出手较快,自感一定能够考好!后来的事实证明,果然如此!当监考老师将试卷分发到我的手中后,我按捺不住内心的喜悦与激动,匆匆浏览了一遍,觉得试题并不怎么难,心中一下子有了底数。稍作镇定后,我就顺着试题顺序,不慌不忙地答了起来。除了几小道文言文和古诗词或译文或解答中心思想不是十分准确外,其它试题自感回答的不错。最后,剩下了作文。记得作文是两道题:一道是《难忘的一天》;另一道是《致全国科学大会的一封信》。要求考生任选一道。分值在100分总分中,好像占到60分。毫无疑问,我选了《难忘的一天》这一篇。这是一篇记叙文式的文体,必须要将故事发生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和事情大体经过等关键要素交待清楚。否则,写得再好,不一定能够得高分。由于掌握了这些基本要领,我便选取了参加过一天很有意义的生产队集体劳动的素材,将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所感所悟充分表达出来。没用多长时间,这篇作文就写好了。就这样,我比较轻松愉快地结束了这场考试。印象中还没等得到时,几乎是本考场第一个向监考老师交了试卷的考生。末了,便大步流星地走出教室……

       我已记不得应试完了之后在县城逗留了没有?更记不得是怎么返回家中的。我只记得,身上像卸了千斤重担,轻飘飘的,没有半点压力。是啊,总算应试过了,至于考上考不上,那就听天由命吧!

 


 

       大约10余天后,抑或更长一段时间,县教育局、招生办将初选的考生名单转交所在公社党委,委托公社通知初选者本人到县医院参加体检。初选,那只是入了围,并不等于最终能够录取。因为招生是有一定数额和比例限制的,再加上还有政审、体检两道关口,其中哪个环节出了问题,或者稍有偏差,必定会淘汰,害得你空喜一场!

       然而,做梦都没有想到,初选对象中竟然还有我。我自然非常高兴,甚至高兴的不得了!因为全涧峪岔公社二百大几考生中,初选入围的还仅仅不到20人。至于我们高新庄大队5名考生,意外的是只有我一人中举,其他4人都名落孙山了,这不得不令人十分遗憾和惋惜。按照县上统一规定的体检时间,我又一次徒步90华里山路,一路上,几乎是小跑,忍着饥渴,用了6个多小时,匆匆赶到了瓦窑堡县城,按时在县人民医院做了全面体检。又一次令我高兴的是,体检结果一切正常!剩下就是政审了。关于这一道关口,我心里是坦然和淡定的,知道不会出现任何问题。因为我家是贫农成分,父亲既是老红军和革命伤残军人,又是共产党员;母亲也是一名老党员。他们一贯都表现积极,双双曾担任过大队负责人。尤其是母亲,还曾光荣地选为党代表、人民代表,出席过公社和县上召开的代表大会。至于我本人,从上学到回村劳动,再到担任大队民办教师,从来没有违法乱纪过,并且不满18周岁就入了党。大队党支部乃至公社党委和人民群众对我的评价也都很好,这样的条件岂能政审不上?至于应试成绩能否过关,或被高分者挤刷下来,或被别人“做了手脚”,那就另当别论了。

       就这样,我怀着一颗忐忑不安的心,焦急地等待着,几乎从早到晚天天翘首以盼。遗憾的是直到过年都没有等来和盼到任何消息。


 

 

       年后的正月初三晚上,我正在10华里外的一位同事家串门、闲聊,涧峪岔公社广播站突然传来了振奋人心的喜讯,就连广播员都显得异常激动,连续两遍通知了被正式录取的全公社大中专学生名单,要求录取者尽快前来领取录取通知书。我大体估算了一下,大约有十三四名,其中也有我的名字。当广播员通知第一遍时,我虽然隐约听到了自己的名字,但仍不放心;通知第二遍时,我这才准确无误地听到名单中有我。我兴奋极了,心旌颤动,热血奔涌,恨不得插翅飞回家中,将这一喜讯很快告诉父母和所有的亲人们。但因夜深路远,行动不便,只好作罢。

       当晚,我睡在同事家中,辗转反侧,思绪飞扬,兴奋的几乎没合一眼。好不容易熬到天明,我不顾同事一家人的感受,婉言谢绝了他们挽留我吃早饭的真诚心意,急切地动身回家!可是,当我推开门一看,呀,满眼都是一片白茫茫的景象。原来昨晚下雪了,并且下的很大很厚,真是“润物细无声”啊!我哪管这些,捡了一根柴棍,踏着半尺深的积雪,迎着凛冽的朔风,深一脚浅一脚地沿着蜿蜒的山路,赶往家中。

       回到家中,显然父亲和母亲他们也听到了公社广播站的通知,一家人正高兴地围坐在炕头上等着我回来呢!还是母亲眉飞色舞地先开口了:“看来娘的心没有白费,你总算给咱家争了气!”而父亲呢?嘴里噙着旱烟锅,只是一个劲地憨笑。此时的我还能说什么呢?兴奋和感激的一双眼早已溢满了泪水。

       匆匆吞咽了几口酸白菜,啃吃了一块糠窝窝头,我就继续拄着柴棍,像54岁的范进中举一样,疯疯癫癫地出了家门,爬上山岗,迎着风雪,抄着近道,深一脚浅一脚地向30华里外的涧峪岔镇赶去。

 


 

       当我花费了整整3个小时,气喘吁吁地来到公社驻地,从文书手中接过录取通知书,打开一看时,突然惊呆了:天哪,我竟然被录取到了安塞县砖窑湾镇所在地的延安农校!失望、灰心并夹杂着痛苦的情愫,在猛烈地撞击着我的心扉。关于砖窑湾这个地方,我在未高考应试之前就早已听说过了,它最早是延安“五七”干校的所在地,后成为原西北农学院的一个教学实习基地,再后还听说以西北农学院的名义,办过“社来社去”工农兵大学班。也就是说,被推荐在这里所上的大学生,毕业后继续返回原籍,充当农技人员,参加集体劳动。当年,高中比我高两届的我们邻近的一个大队一名南姓青年就曾被推荐上过这所学校。对此,乡亲们不屑一顾,并不看好!可如今我也要紧步他的后尘,去上已经被更了名的延安农校,岂不让人笑掉牙了?我愈思愈着急,越想越气馁!但是,着急和气馁又有何用?我揉了揉模糊不清的双眼,这才仔细地看了录取通知书。不看则罢,一看更让我寒心不已!只见录取通知书上赫然写着:“祁玉江同志:你已被我校(延安农校)录取到畜牧兽医专业班学习,请于2月26日前报到。”我的脑子里“嗡”地响了一声,眼前一片漆黑。我怎么也不相信自己的眼睛,莫不是看错了,抑或是在梦境中?我狠劲地用指甲掐了掐自己的胳膊,完全证明不是在梦中,而是处在现实中;可仍然抱着侥幸心理,又揉了揉眼睛,再次一字一句地看了一遍录取通知书,也证明所学的专业没错!我的妈呀,命运为何如此与我作对?我在公社大门外久久地踌躇着、徘徊着,思绪向潮水一样再次漫过我的心头。

       我想,我上了这所学校毕业后,肯定和我的那位同乡一样,回到本乡田地,继续与农业农村农民打着交道,这就意味着挣脱来挣脱去,仍然未能跳出“农门”!不,现实可能比这更惨!因为人家最起码学的是农技或者园艺专业什么的,而我所学的是畜牧兽医专业呀!关于兽医,我是见过的,所从事的营生也是我最为熟悉不过的了。因为我高中时的一名陈姓同学的哥哥那时就是我们涧峪岔公社的一名兽医,对外还被称作什么兽医站长的。每逢春秋两季,这个陈站长就背了兽医箱,带着徒弟,走村串乡,给牛驴等大家畜灌药,给羊、鸡等打防疫针,还捎带着劁猪骟羊,足迹遍布当时涧峪岔公社29个大队若干个生产队;要不,每逢集日,老百姓就吆喝着有病的大牲畜来到镇兽医站,请求这名兽医诊治。一句话,干这一行当,整日与牲畜打着交道,不仅活儿既苦又累,而且很脏很臭,再则收入微薄,地位低下,往往被人瞧不起。难道我将来就要从事这样的行当、做这样的营生?这怎么可能呢?因为除了上面所说的能吃苦和不怕脏、不怕累而外,兽医还要胆大心狠,敢于动刀子。像我这样个矮体弱,胆小害怕,手无缚鸡之力的人,怎么能够“胜任”这一职责呢?想到这些,我伤心地哭了……

 


 

       我不知自己是怎么疯疯癫癫回到家中的。父母看到我冻得僵硬的两条裤腿和沾满冰雪的鞋袜,又满脸哀伤、一言不发,知道事情不妙。因而并没有急切地向我询问所录取的学校和所学的专业,而是心疼地让我赶快脱掉湿透了的鞋袜,放在锅巷里烘烤;至于同样湿透了的半截棉裤,因没有所换的衣物,只能让我上了土炕,坐在热锅头上慢慢烘干。同时,母亲这才张罗着给一家人准备晚饭。显然,全家人还没有吃晚饭,正焦急地等着我回来呢!

       父母的这些举动,委实感动和深深地刺痛了我的心。此时此刻,我悔恨难当,无地自容,羞愧地不知向生我养我疼我的他们说什么才好?!我满眼噙着泪花,嗫嚅着嘴唇,几乎用尽全力,哽咽地对父母二老说:“我不想吃饭,也没脸吃饭!我辜负了您们和全家人的厚望了!”

       母亲很快接过话头说:“为什么?这不是好好的吗?”

       我说:“好什么?我被录取到延安农校了,校址就在安塞县砖窑湾的深山沟沟里,还是学畜牧兽医专业的!丢死人了!考上还不如考不上!将来毕业了,还得返回本乡田地,去当兽医呀!”

 


 

       “兽医咋啦?兽医就不是人干的了?瞎好还是个职业嘛!最起码将来凭一门手艺还有一碗饭吃!不要这山看见那山高!”母亲既开导又嗔怪地回应道。

       坐在一旁的父亲也猛地吸了一口烟,接住母亲的话茬道:“好娃娃哩,你看咱们是什么家庭?过得是什么光景?事到如今,还敢挑三拣四?依我看,你妈说的对着呢!千万不敢心高啦,去农校上学、学习畜牧兽医的又不是你一个人?总比受苦、戳牛屁股强吧?”
父母二老的话,一下子就点中了我的要害,说到了我的心坎上。是的,我家是什么?是一个人口较多、穷困潦倒、没有任何背景和依靠的家庭呀!至于光景嘛,用“一塌糊涂”四个字来概括确不为过!而我所上的农校,学习畜牧兽医,不管怎么说,总算“中举”了,如果学有所获,将来好歹还能谋求到一份工作,入了公门,成为名副其实的公家人。总比那些没有中榜的人强吧?!如果我放弃了这次上学,就意味着前功尽弃。就凭自己囊中的这点可怜的知识,今后再考,完全有考不上的可能。这样就会永远失去上学深造的珍贵机会,很可能一辈子都走不出这个山大深沟的苦焦之地!倘若是这样的结果,不仅会得到众人的小觑和嗤笑,更重要的是,自己的远大理想最终将会化作泡影。

 


 

       想到这里,我的头脑一下子清醒起来,沉重的思想包袱突然变得轻了许多,眼睛也似乎明亮了。我羞怯地抬起头,喃喃地对父亲和母亲说:“二大(我父亲在兄弟三人中排行老二,作为儿女的我们从来不称爸,也不叫大,而是唤作二大),妈,我去!我的事既然已成定局,刚才你们又说了这么多,我也想明白了。我不但要鼓起勇气去上这所学校,学习这门专业,而且还要下决心学好悟透。决不辜负您们二老的厚望,为你们争气争光!”

       善良的父亲和母亲脸上终于绽放出了愉悦的笑容,一家人高高兴兴、欢欢喜喜地度过了一个美好的夜晚。

       经过母亲好些天为我拆洗被褥、缝补衣衫、筹措资金等紧张辛劳,我外出求学的一切准备工作业已就绪。紧接着报名的时间也就到了。

       我永远忘不了这一天:1978年2月24日(农历正月十八),在我的大姐夫白进艾的陪伴和送行下,快要年满20岁的我,背起沉重的铺盖卷儿和一只烂红木箱子,怀揣录取通知书,挥泪告别了敬爱的父母和亲爱的兄弟姐妹们,离开了生我养我的那片苦涩而幸福的故土,一步一颤地走出大山,走向砖窑湾农校,开始了人生新的起点。

 


祁玉江


       祁玉江,1958年2月生,陕西省子长县人。因长期在基层任职(曾先后担任延安地区农委科长,延安市农发办副主任,延安市宝塔区委副书记、代区长、区长,中共志丹县委书记,延安市宝塔区区委书记,陕西省延安市人大副主任),具有丰富的人生阅历和大众情怀。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陕西省作协理事、陕西散文学会副会长、陕西省文学院签约作家。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延安大学、延安市委党校等院校客座教授。冰心散文奖、柳青文学奖获得者,公开出版个人作品集16部,发表作品三百余万字。

 


 


      (作者声明:本文中照片,除作者本人提供外,均选自网络,如有冒犯,敬请谅解)

       原文题目《难忘高考》

 

(责任编辑:东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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